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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同時促進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如今卻成為針鋒相對的辯論焦點。時至今日，即便是全球化的堅定支持者也承認全球化進程極富颠覆性，造成了崗位流失、環境惡化等一系列不曾預料到的後果。

除非這些問題能得到妥善解決，否則目前西方各國盛行的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傾向就會轉變成實際政策，阻斷重要的增長來源。随着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紛紛将發展重心轉回國内，全球化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能否引領全球化踏上普惠性發展之路。

商品、服務、金融、數據與人員的跨境流動既能增加GDP，又能促進生産力發展——中國已經是全球主要受益國之一。在貨物進出口迅猛發展的帶動下，中國的GDP在本世紀頭十年中期呈現了兩位數的增長。随着中國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工業化進程也為數億人口鋪就了脫貧之路。

然而，盡管中國等發展中經濟體蓬勃發展、國與國之間的貧富差距也在不斷縮小，但許多國家内部的貧富差距卻在擴大。2005-2014年，25個發達經濟體中有近三分之二的家庭處于收入停滞或下滑狀态——隻能眼看着國内最富裕的少數群體謀取巨額收益。

但全球化并不是導緻發達經濟體國内貧富差距日漸懸殊的唯一原因。向數字化經濟的過渡令高技能人才的收入畸高、自動化技術的推廣取代了日常工作崗位——這些也都是加劇貧富差距的原因，此外進口競争顯然也難辭其咎。在增長乏力的國家，越來越多的民衆指責各種形式的全球化是導緻大多數人落後的禍因。如今，在全球絞盡腦汁促進經濟快速複蘇之際，盲目堅持保護主義思想将遺患無窮——而且也會給中國造成嚴重的經濟與社會風險。

雖然世界各國目前仍需依賴國内政策工具解決貧富差距、促進經濟增長，但國際社會同樣需要開展大量工作——尤其是面對氣候變化、動蕩不安、恐怖主義、網絡安全以及公共衛生等共同挑戰之時，最有效的應對措施原本就是全球攜手合作，而非各自為戰。

如今，外來競争和自動化技術發展等因素正推動着全球勞動力市場發生劇變，因此世界各國都需要在教育和培訓方面加大投資并鼓勵創新。此外還有一些重點工作包括：擴大數字化經濟參與度；增加能擴大全球需求并改善生産力的基建項目；改善對跨境投資、貿易與數據流的全球治理等。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都應該讓本地創新成果造福全球更多民衆。

我們認為，中國有能力、而且理應在上述這些領域作出獨特的貢獻。以教育和培訓領域為例，中國幅員遼闊，各地情況千差萬别，不妨充分利用這種多樣性特點，試驗并開發數字化學習與遠程學習等新型模式，進而推廣至其他國家，為當地創造巨大價值。在高等教育領域，中國也面臨着建立國際研究合作以及雙向派遣留學生等重大機遇，既能為中國吸引更多全球頂尖人才，又能讓中國高校在全球大展拳腳。最後，中國還可以将可觀的科研實力投入到研發平價藥物、提高農業産量等科研領域的挑戰之中。

中國同樣可以在推廣數字化經濟方面發揮主導作用。全球仍有半數以上人口無法獲得互聯網服務，導緻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中國在大型基建項目方面擁有非凡的制造能力與專業知識，因此是少數幾個有能力推動實現世界互聯網普及的全球行動者之一。同時，國際社會還需要制定能夠确保數字化經濟健康成長的基本框架。中國可以在數據标準、數據共享、網絡安全以及人工智能等問題上推動國際合作。而且中國擁有海量的潛在數據集，若能更多地與世界共享信息，同樣可以促進全球增長。

基礎設施投資曾是中國經濟崛起的重要因素，而如今中國正在大力支持境外基建項目，以刺激當地經濟增長和人文發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一帶一路”倡議背後展現的資本實力、專業知識和宏偉目标同樣可運用于世界各地的項目——這不僅意味着對發達經濟體展開投資，更包括發展中經濟體。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中國也具備重塑全球治理格局的能力。在多邊機構中，中國處于一個非常獨特的位置，有能力構築一條連接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溝通橋梁。此外，中國還需展現出對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視，這一點也十分重要。随着中國企業不斷擴張，它們必須在國内外的勞資、環境與商業行為上采用全球标準。

如今，中國已經與全球經濟融為一體。中國能否保持經濟增長及社會穩定與全球化能否成功息息相關。投資全球公共産品并緩解其他國家将重心轉至國内的風險，也關乎中國自身的利益。僅靠喊喊口号還不夠，中國必須在改革和普惠性發展上采取實際行動，才能重獲公衆信任，為全球化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