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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領導風格采取宗教化的比拟并非史無前例。在對軍事領域的領導能力進行分析過程中，孫子和克勞威茨（Clausewitz）就采用了這種方法。在此應用宗教模型還有另外一條理由。知識的最高形式往往被認為是智慧。宗教領袖也往往被認為比政治和商業領導人更具備智慧的特征。因此，宗教領袖有着比較持久的影響力并不奇怪。我們給四種領導方式分類，并各起一個宗教名稱：聖人、幻想家、先知和傳教士。參照這些角色在自身知識水平和對他人知識的影響力方面的宗教性質，我們可以描繪出他們的特征。

我們對于四種名稱的選擇近乎挑剔，并力求簡單。然而，這四種領導風格最終都恰當而充分地表達出來。我們旨在說明知識管理方面的領導風格，而不是為了确切定義某種領導方式。雖然這四種領導風格均冠以男性化的稱呼，但曆史上許多具有代表性的領導人物卻是女性。

在以前，聖人就是指明智的人，而不是知識淵博者。智慧強調的是知識與行為實踐之間的結合。隻有當聖人的言行備受推崇時，他才算得上知識淵博。

聖人常常進行自我反省，通過反省而提高自我意識——他們不像先知那樣突發奇想，而是通過深思熟慮，達到深刻的感悟。聖人明了四季輪回、日出日落。他們有自知之明，因此也能深刻理解他人。

聖人明白萬物生息。他們理解“場”的原理，萬事萬物均發于其中。為了使人們産生新的信仰，有必要給人們以滋養。給養是最佳的授權方式。聖人盡量避免拐彎抹角，因為他清楚，一旦這樣做，他将失信于民。他還盡量避免控制别人。正如《道德經》所說：

“江海之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
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與之争。”

聖人不與他人正面對抗。他清楚如何将衆人的力量聯合起來，并懂得如何将群體力量聯合起來為大衆謀福利。聖人的知識是與其他人的知識融合在一起的，而不是淩駕其上的。他懂得如何像水一樣，避開障礙，平安順利地尋得出路。就是這種方法将聖人與仁慈和憐憫的慈善家區分開來。因此，人們往往是心甘情願皈依教會，人們甚至覺察不到聖人對他們的影響。聖人也相信人們并不清楚他的所作所為。他并不渴求人們的注意，他不需要任何對自身價值的外界評價，因此他僅關注自身修養而不是對他人的影響。

幻想家，見過和經曆過某種幻像的人。盡管照現在的說法，也指那些幻想未來的人。“幻像”是進入商業領域為數不多的幾個宗教用語之一，盡管用法已經發生了一定改變。宗教意義上的幻像，是一個幻影，是一道神賜。看見或經曆過某種幻像，并最終成為一個幻想家的過程，本質上并不是自我反省的過程，至少與聖人内心的深思熟慮，冥思苦想相比并不算自我反省。

對于幻想家來說，最艱巨的任務就是讓人們了解幻像的主旨。幻像不能一人獨享，它需要在公衆中傳播。幻想家們宣稱：幻像并非為一般的頭腦能接受，隻有具有慧眼的人才能體會幻像的玄妙。幻想家離不開信徒和追随者，因為幻想不是尋常的東西，甚至是與現實相對立的。

宗教幻像是神聖的，是宗教統治的重要特性。由此，“神聖之物總是自現其形”（Eliade，1958）就傳達了這樣一種觀點，即聖物不是由人創造。相反，聖物卻自我描述成“具有完全不同的秩序，不屬于這個世界的真實存在”（Beane & Doty，1975；Belk & Wallendorf，1989）。

“幻像，正如其他神物一樣，賦予自己不同于塵俗的高貴”（Pickering，1984）。幻像是符号化的，而不是文字化的。它們通過借助更強大的事物并進行含糊的描述，以此來獲得力量。在感情上，人們總是容易受神物所吸引。所以，幻想家總是主動提出新的幻像以求改變人們的信仰。這并不是輕而易舉之事，也不能強加于人。赢得追随者，特别是人們要從對舊有的或已經不存在的幻像的信仰中擺脫出來，信奉新的幻像，這往往既是“讨論和扭曲内涵”的文化過程，同時也是改變情感歸屬的心理過程。意義是植根于人的頭腦之中，任何企圖控制人們意識的行為都是徒勞而危險的。而且，讓人們接受新的幻像，會對當權人物産生威脅。所以幻像常常受主流宗教的左右。因此幻想家，常常和别人分享信仰，而不是将其強加于人。

在《舊約全書》中，先知的作用就是将上帝的旨意傳給民生。先知就是上帝旨意的傳遞者和維護者。先知這種角色是外界賦予的，但其理解和解釋預言的能力卻是源自内心的修煉。一旦“被神靈選中”，先知的任務就是解釋預言，并賦予其含義。也許他是從外界獲取的信息，但如何将其轉化為預言的能力也是其自身的修為。信息的主觀經驗是至關重要的因素。意識到知識的存在僅僅是追求知識的開始，而非結束。

“上帝伴着撒母耳成長起來。據傳，上帝要讓他做自己的先知，上帝在撒母耳面前頻頻現身，他就将上帝的旨意帶給芸芸衆生……上帝讓年輕的撒母耳承擔如此重大的任務。多年來，他一直守護着聖所中的約櫃，現在他還要捍衛上帝的旨意。這不是晚上枕着睡墊兒入睡的**物。它無法看見，卻是真實存在。上帝所傳的旨意，在心靈深處被不斷重複，最終廣布于人……現在，撒母耳從一個小祭司變成了先知。他遊走村莊，當人們問及上帝的旨意時，他就傳授予他們。”

根據《舊約全書》的描述，先知的職責不僅在于解釋和傳播旨意。它不僅僅是上帝的喉舌，他是将信仰系于一體的媒介。他的任務是将信仰明确反映和表述出來。當某人一旦被上帝選作先知的時候，他将進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以重新調整自己的人生目标，并第一次開始理解、傳達上帝的旨意。鼓勵和接受人們入教會，這是傳教士的職責。在許多宗教中，解釋信仰和傳教有明顯的差别。

自我淨化和自我禁欲把先知和凡人區分開了，并賦予其和神靈進行交流的權能。在許多宗教中，他還是神靈的權能的化身，是精神的中介，因此是處于衆人之上。一旦被“神靈”附身，先知僅僅是一種被動的媒介。但若是有其自身的“請神附身”的話，他就是這一切超自然力量的主宰（Nadel，1946）。這和幻想家不同，幻想家遇到超自然力量的機會是稀少而短暫的。

先知和幻想家的另一個不同之處是，先知代表了超自然力量，并能與之溝通，他們不會被人們遺忘。在對未來的預言中，往往有現實生活的影子——繼續以舊的方式行事，會招緻厄運。先知們往往擔心人們不依照他們所傳達的旨意行事，擔心自己由神賦予的權威受到挑戰。先知通常憑借自己強大的力量和知識企圖控制他人，而不是讓人們自己學習，自己走自己的路。當然也有例外。如在卡裡·卡伯恩（Kahlil Kibran）的預言故事中的阿穆塔法（Almustafa）。他追求恬靜，認為恬靜中能獲得珍寶，有了恬靜就不必為是否具有信心而擔憂（Kibran，1926）。但聖經中，以及西伯利亞和美國西北部的極端宗教的教義中，先知和信徒的典型關系是服從而不是置疑、對話和反思。

最後一種領導風格是傳教士型的。傳教士作為宗教首領，是信徒與神靈之間的溝通中介。傳教士和先知不同之處在于他們的力量來源各異。傳教士可以以某一幻像來鞏固其宗教地位。但是事實上，他的宗教地位是通過學習正規的宗教信仰，并長期跟随年長的傳教士接受正規宗教訓練之後獲得的（Lowie，1954）。如伊文思·普利查德（Evens-Pritchard）。所述，二者不同之處在于“傳教士是将民聲奏與上帝，而先知則是将上帝的旨意傳于民衆”。

不論他隸屬于何種正規宗教派别，傳教士都有責任教育、引導和啟發新一代人信教。例如，天主教的神甫關注于怎樣使信仰維持下去并代代相傳。在自身的修煉中，一旦神甫起誓，他的任務就是信仰的使者，要廣納信徒。他所傳播的知識，并不是由其自身對知識的理解所模式化了的，而是需要堅持。

宗教的忠誠是由“教規”所規定的。教規還規定，信徒必須擯棄個人的見解，一切都聽從于教會。信徒們不僅要無條件的接受教會的教化，還要保衛教會，在任何時候都不能指責教會（Tynan，《教會中的思想約束》一文）。

傳統教會，缺乏批評精神。因為沒有産生這種精神的刺激因素。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在《道·格雷之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一書中，尖刻地描述：“80歲的大主教仍然笃信自己18歲時聽到的諺語。因而，自然而然，他看上去總是特别高興。”

因此，宗教根本不允許傳教士對自己的宗教知識進行反思。他的忠誠必須和他的信仰一樣堅定，信仰就要對教義在認知上完全贊同。

與神甫對教義的完全認同相并列的還有一種世人所采取的方式。循規蹈矩的天主教徒必須依照教義以及其他清規戒律行事，他必須對教會永遠忠誠。1865年，教皇保羅十三世發布教谕：“神甫有權對民衆進行教化，評判和統治。人們隻有接受統治，才能獲得拯救。”（引自Monsignor DenisO’Callaghan，1996）這又是與聖人相悖的企圖控制的言論。

對傳教士及其與世人關系的認識，在教會内部都在不斷變化。後來（1963～1965）羅馬教廷允許神甫根據時代不同的需要對教義進行解釋，但隻能是表述方式的改變，而教義的本質内容不能變。當某些宗教開始重新考慮神甫的職能時，其他傳統角色卻得到鞏固。

來源 ：世界經理人網站博客